英国当然可以说是一个民主稳定的国家。我们在审查管制方面可能存在问题——人们能在网上阅读到的东西都是经过层层过滤，细致审阅的。但所幸的是作为英国公民，我们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现在问题是，我们接触图书的机会越来越少，不仅仅是因为图书馆的关闭或是普通中等教育（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水平必读书目数量的减少。在1997年，英国的净价协议失效，人们认为固定的价格损害了公众利益。自那时起就出现了书价大力度折扣与市场衰退现象，这表明出版商在规避风险。
所以我们不能时常听到边缘的或者不寻常的声音。从别国语言以及其他国家翻译过来的书占我国图书量的不到3%。书店中图书所涉及的领域正在缩小，书店的存书量减少。如果我们有电脑的话，我们看到的都是各种成功图书的模仿品，以及各式诱人的食物图片集、吸引人的设计和像“五十度系列”那样的色情作品。名人回忆录和苦难回忆录会建议我们了解一个人必不可少的是了解他落魄潦倒的经历。不过仍有一些图书不落俗套，我们最近共同评选出的翁达杰奖（ the Ondaatje Prize）获奖作品《这个男孩》就是一个例子。它是一本出色的回忆录，由艾伦·约翰逊（Alan Johnson）所著。但随着媒体慢慢减少报道，以及能使图书问题得到关注的途径变少，更多的图书就这样消失了，或是再也没有出版。人们对它们已经失去了强烈的需求。
当我在格拉斯高（Glasgow）周边社区工作时，我遇到好一些利用图书馆来学习的人，还有一些人通过在服刑期间不断读书学习收获一个更好的将来。这一年，我与诗人奖得主卡罗尔·安妮·杜菲（Carol Anne Duffy），霍华德联盟（theHoward League）以及其他很多人联合起来，指出减少囚犯接触书本的途径是极不明智的选择。囚犯们的低文化水平已经说明监狱里能读到的书非常有限。全面禁止从外面把书寄送给囚犯的行为确实节省了人工检查图书是否违禁的时间，但是如果监狱想让囚犯们出狱之后仍然有用于社会，并不会对他人和自己造成伤害的话，这个做法显然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