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瑞纳说：“在这里没有其它来自欧洲的女人，而迈杜的男人基本死在了早期移民的手中。”
我们乘坐她的吉普车穿过了松林来到了约翰•戴维斯的农场。农场里一片穿着几个珠子的羽毛在镜子面前摇摇晃晃。
特瑞纳问道：“在英国有教威尔士语吗？你会说威尔士语吗？”
我解释说在英国有教威尔士语，但是我不会说。我结结巴巴的说出几个不标准的词组和几首我奶奶曾经教过我的童谣，来证明我说的话。她点了点头。
她说：“我和迈杜人一样。但是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语言。目前只剩五个人会说本族语，但是她们都87到93岁了。”
我问道：“有人将你们的语言录下来吗？需要把你们的语言录下来、记下来。”
特瑞纳苦笑着说：“这可没那么简单”。
我们走到了农场，吓跑了一些小鹿。徒步走向了路的尽头的家庭墓地。石碑上刻着我的远房亲戚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由迈杜人的姓和威尔士人的名组成。我注意到有一座新坟，那是特瑞那哥哥的墓。
特瑞纳轻声说道：“他去年夏天去世了，他非常积极保护我们的语言。他担心自己与下一代之间在没有语言上的沟通。他过去是教迈杜语的，但是大部分想要学习语言的人都不是想向美洲原住民祖先或是经历过的人学习。他们会进行对话，但是我无法分辨他们的语音。”
“了解该语言的人又不愿意说。他们总把这语言与过去艰难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想再回忆任何痛苦的过去。”
几世纪以来，不同的政府都尝试过不同的方式接近美国北部的原住民。自16世纪初期，早起的殖民者、地方政府甚至州政府就有对原住民的战利品进行悬赏。据悉，1852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资助了这些猎人超过100万美元（人民币约612万元）。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印第安事务署（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就开始建立美洲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希望像基督教传教士那样鼓励同化。许多原住民儿童被迫就读这些学校，被逼着说英语，取欧化的名字，这些都是为了让他们忘记自己的传统。
这些学校有些开办到了20世纪中期。1956年，在《印第安人迁移法案》（the Indian Relocation Act）的影响下,大量的印第安原住民从自己的部落被迁往城市。该计划给出了财政保证，但是造成了城市贫困，许多人最终也只能生活在贫民窟。考虑到曾经的这段历史，原住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很低，怪不得他们害怕再一次的对外开放。
在驱车回泰勒斯维尔的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特瑞纳提议我们停下来喝口茶休息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