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25年，《桑迪顿》才与读者见面。 最初，奥斯丁的家人觉得，这些章节连同奥斯汀去世前三天写完的一首滑稽诗，看起来十分尴尬，并且会影响她的声誉。 托德说：“两者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奥斯汀家人的这种尴尬感后来蔓延到了崇拜者身上，他们在奥斯汀小说以外的首要信息来源就是由她的侄子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里耶（James Edward Austen-Leigh）撰写的传记，这个传记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描绘了她。
最终出版时，《桑迪顿》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EM·福斯特认为其毫无优点可言，评论界的观点至今仍然有分歧。 但是，尽管与奥斯汀最受喜爱的作品不同，这份手稿中用到的喜剧笔触和诗歌技能是她从青少年时期的作品中就开始使用的，并且在写作最成熟的小说的时候，她也在继续对其进行磨炼。
“她享受古怪，略显超现实。”托德说，“如果你想奥斯汀继续完善心理现实主义和内在话语的写作方法——弗吉尼亚·伍尔夫所钦佩的方式，那么《桑迪顿》在风格和写作方法上可能会让你死亡。手稿忠的变化往往是夸张，而不是将其弱化，使之变得微妙。 我喜欢《桑迪顿》，因为其中有趣的元素。在长时间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它捕捉到了英国文化生活的方式。”
《桑迪顿》自那以来一直在出版。 除了对“取水”的讽刺之外，它还讽刺了庸医和疑病症——两者都是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东西，而后者对一个怀疑自己健康的作家而言无疑是一个痛苦的主题——可奥斯汀并不是逃避主义者。 托德说：“《桑迪顿》对医疗卫生行业以及我们所有关于饮食和饮料的大惊小怪的嘲弄，如今看来比之奥斯汀的写作年代更适合我们这个时代。”
但是在我们纪念奥斯汀逝世二百周年时，手稿的这些缺点也许正是对我们更深入了解她的最大贡献。 正如詹姆斯·卡文所说：“她的家庭非常希望能够塑造一个‘好姨妈简’的形象——就像她的兄弟和侄子对她的评价那样。他们感兴趣的是打造一个美好的基督女士的形象。一部分的她确实是这样的，但她也是一个智者。”甚至是一个“邪恶”的人。
当然，一如既往，还是由奥斯汀自己评价自己最合适。在《桑迪顿》停笔后一个礼拜，她在给侄女范妮·奈特的信中写道：“一想到要不断完善作品，我就感到恶心，感到邪恶。”
原文选自：BBC
（编译：孙少康，编辑：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