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们第一次尝试学以致用并不总能获得成功。居伊·德·莫布雷被派往缅甸（Burma）窃听日本军事广播。
“每次我们到一个新的前线，我们中的一个人就要爬上一棵柚木，把天线放的尽可能高一点，”他回忆说，“希望能收到日本团级的电台。不幸的是，尽管尝试了两个多月，我们从未成功过。”
他怀疑，柚树林太厚以至于广播信号无法穿透。后来，当新加坡解放时，他是第一个登陆的英国士兵。在那里，他发现他的父母在日本被囚禁三年后仍然活着，14岁以来，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这些达利奇男孩真正起到作用，是在战后。“没有这些年轻人，就不会有英日关系，”克里斯托弗·格泰斯博士（Dr Christopher Gerteis）说，他是当前亚非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的主席。“或者说，即便有，也只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依赖于贵族阶级了。他们是专业的政治家，就是这一代人建立了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建立了冷战的框架结构，最终让日本在战后创立了强大的自由民主主义。”
休·科塔兹现在91岁了，他淡化了亚非研究院的战时毕业生在日本战后重建中的影响。“英国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很有限的。”他说，“涉及军政府时，我们是起不到作用的，它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但他个人的事业就证明了达利奇男孩的重要作用，而他们在亚非研究院的同辈人也确实在英日关系中成为了关键人物。一些人，像科塔兹，成为了外交官。还有几个人，像龙·多尔，成为了日本方面的学术专家。然后就是彼得·帕克先生了。
从英国铁路公司辞职后，帕克成为了三菱集团的董事。在20世纪80年代，他为政府主持了一次有关在大学里教授“困难”语言的调查——其中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他成为了剑桥日语教授。
据科塔兹说，日本人很喜欢他。“我认为他们是尊敬彼得。他有着很大的个人魅力，他对于日本文化很感兴趣，每当有可能的机会，他总会重复一首三行俳句诗。1991年在英国，当我们忙于为一个日本节日开证时，我们很清楚，唯一能胜任主席的人就是彼得·帕克。”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英国之所以能加深对日本的理解，并在英日关系上取得卓越的发展，难道就是因为一场战争和一群聪明的男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