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其他人已渐渐不再痴迷古老的北欧传说，托尔金的痴迷却有增无减。1911年进入牛津大学后，他开始写自己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他将散文和诗歌混合，明显地采用了莫里斯式的写作方式。埃克塞特学院（Exeter）为他颁了奖，他用奖金买了一堆莫里斯的书，尤其是史诗般的诗歌《杰森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Jason），第一幻想小说《The House of the Wolfings》以及莫里斯的翻译作品《沃尔松格传说》（Volsunga saga）。托尔金晚年的写作风格仍然深受莫里斯的影响，不仅仅混合了散文和诗歌，还刻意地模仿中世纪史诗的词汇和韵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尔金的钟表似乎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停止了。
然而，托尔金的其他钟表照走不误。1914年6月7日，托尔金和他的同学一起享用了丰盛的晚餐以庆祝埃克塞特学院600周年纪念日。两年后，也就是1916年6月7日，他登上了福克斯顿（Folkestone）的军车，一睁眼就来到法国北部战区。托尔金24岁时从牛津大学毕业，同他的未婚妻完婚。他本可以在自己选择的事业，学术语言学，即研究文字方面有一番建树，但是，他在兰开夏燧发枪手团（Lancashire Fusiliers）第11团做了一名信号官，管理来自西北工业区的矿工和织工。
但是这场战争并不是男孩时期钟爱的冒险故事里描述的那样，这是一场几近工业规模的屠杀。七月初，托尔金的兵团转移到索姆（Somme），在那里一直待到十月末，因为染上“战壕热”被遣返回家。他在那里的经历就是一场混乱的，污浊的，血腥的梦魇。在索姆度过的三、四个月里，托尔金可能会被轻而易举的击毙，他的军营共损失600号士兵。本来染上“战壕热”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可是这大概是发生在托尔金身上最棒的一件事了。这场战争就像他们这一代的铡刀。爱德华国王学校多达243名男性和埃克塞特学院的141名年轻人均死于战乱。约翰·加恩（John Garth）1913年开始写他的书《托尔金与世界大战》（Tolkien and the Great War），那时爱德华国王学校的老生和新生之间正举行一场橄榄球比赛。托尔金是老生男队的队长。五年之后，他的四个队友去世还有四个以上的队友身负重伤。那种失落感在他的余生一直困扰着他。他在《指环王》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1914年正当年的时候被征召入伍，与1939年那次经历相比，可怕情形毫不逊色……到了1918年，我亲密的朋友，活着的就剩一个了。”
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托尔金生命中真正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对于许多其他年轻人也是如此。但是，不同寻常的是就在这一刻，在战争的恐怖和磨难中，托尔金开始了他中土世界故事的写作。几年之后，托尔金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儿子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的信中回忆道：他曾经在“满是污秽的食堂里写作，在寒冷的雾中一边听讲座一边写作，在满是亵渎和污迹的棚屋里写作，或者就在钟型帐篷里点着蜡烛写作，有时甚至顶着枪林弹雨在在防空壕下面写作。”尽管有些人像菲利普·普尔曼一样懒得对其作品进行评论，托尔金从来不视其作品为纯粹的逃避主义：事实上，恰恰相反。他解释道，他当时执笔写作是“为了表达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对善、恶，公平，违规的认知，使自己的认知趋向合理化，以免出现腐化。
对于这个现代主义盛行的年代，托尔金竟选择通过虚假的中世纪奇幻故事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或许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与他那一代的许多作家不同，托尔金一直坚持莫里斯和伯恩·琼斯的原则。对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他的现代主义艺术家朋友们来说，对付现代世界恐怖的唯一方法就是“旧为新用”，然而，托尔金的观点却截然相反。他从未像今天这样笃信中世纪主义、神话和奇幻故事是救赎工业社会中的腐败的唯一途径。
血洗索姆不仅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使他更加坚信，想要了解这个支离破碎的，血腥四溅的世界，必须回顾北欧伟大的传奇故事。
本文节选自《伟大英国梦工厂》（The Great British Dream Factory），作者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艾伦·莱恩出版社（Allen Lane）出版。
原文选自：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