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温度的现实主义影片创作者
中国电影历来有现实主义传统，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如何延续这种现实主义传统，并不断拓展现实主义影片的创作边界，进行新的表达？
不同创作者对于“现实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著名监制、导演张一白就曾有过“我们倡导的现实主义和我们作为创作者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是否一致”的疑问。在这种困惑与思考中，张一白认为创作者要找到一种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来自于我们的人民、来自于我们的父老乡亲，来自于我们的隔壁邻居，来自于同学朋友……如果我们回避这些情感，那所有的创作就是无本之源。”
《长江图》的导演杨超对“现实主义”的边界进行了更深广的拓展，在他看来，“写实是任何电影的基本点，魔幻电影也要写实。”同时，他以韩国电影《熔炉》为例阐述了电影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韩国电影《熔炉》体现了主流电影的尊严，实现了影片和社会的完整互动，华语电影怎么才能够挽留住正在流失而且可能大面积流失的观众，甚至输出价值观到国际上去，重点是在多大程度上敢于面对中国的现实。”
对于青年导演李睿珺来说，“现实”更多时候是指弱势群体的生存现实，“我展现的现实是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在我们的银幕上被忽略，或者在更多人视线里被忽略的群体，比如像农民工、留守儿童这样的题材。”
对于李睿珺而言，拍摄这类现实题材影片最大的困难就是无法获得稳定持续的商业投资，每一个项目的开展都十分曲折、捉襟见肘。甚至还要面对一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用以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取关注、获取奖项”的质疑。他的影像更多时候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通过电影了解另外一个世界，以及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包括一些生活的不容易者，他们所面临的情感或者精神、生活上的困境”。
对于现实主义影片是否与商业性冲突这一问题，编剧董润年从创作经验出发，认为二者并不矛盾：“这两年你只要真实的传达人物，现实主义电影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的，我觉得我们创作者不应该回避，不要在主观上就觉得好像商业性的电影跟现实主义是相违背的。”
展现现实并不难，新闻比电影更逼近现实，但为什么观众更爱从电影中触摸现实？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创作者在表现现实中所传递出的温情与善意。“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所有的人和事物带着一种善意，在电影里面体现出这种善意。”张一白说。
在信息爆炸，注意力分散的当下，大银幕光影带给观众的感动与美好，是驱使他们走进影院的强大动力。张一白说：“电影独特的美和我们那种带着善意，发自善心去表现真实生活的创作初衷，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
《绣春刀》编剧陈舒也承认创作者对现实要有思考，要在作品中传递这种思考与态度。“创作者在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中更应该考虑的不是表达什么；而是用什么样的眼光以及心态去设置现实社会的问题或者设置现代社会的矛盾。电影的创作不在于提出问题，它最终是要对现实问题给出一个电影的回答，呈现一种信念和希望，恰如黑泽明在他电影中释放出的善意和仁慈一样，电影人在影片中注入温暖、希望、信念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应有之义。”陈舒说。
现实不等于黑暗、残酷，现实故事背后散发出的人性光辉才是创作者们孜孜以求的光。徐峥说：“电影的结尾，一种是不错的电影结尾，它的意义是正向的。更棒一些的电影的结尾是‘正向+惊喜’。经典或者伟大电影的结尾是正向、惊喜还要加上一个社会意义的东西。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到现实题材上面，大家都能找到更多更好的中国故事。寻找现实故事背后散发出人性的光辉，爱的光辉，这应该是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向，也是国外电影的讲述立场。如果采用这么一个视角，那有很多的中国好故事可以去讲，反之，我们会变成一个孤岛，没有办法跟外国电影对话。”
现实主义创作要讲究方法，也经常会遇到困境。《后来的我们》编剧袁媛曾创作过一个核泄漏题材的剧本，但因为涉及敏感部门较多，最终未能协调一致而不得不放弃。可以说，任何一个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者都是在“带着镣铐跳舞”，袁媛毫不客气指出当前创作环境对现实主义创作者的捆绑程度甚至是“被绑成木乃伊了还要求要舞蹈起来”。
现实主义创作的前行之路并不平坦，但是不断放宽的边界和不断出现的有力度有温度的影片给与创作者们更大的信心，有理由相信，未来现实主义影片的创作氛围和作品品质都会继续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