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其实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传播和文学阅读的问题。并不是越深刻越古怪就越好，博尔赫斯就反复强调通俗文学在当代叙事困境中的意义。”
张柠：2014年转眼就过去了，我们回头检讨一下一年来文学的总体情况。不求多么全面，希望能在关注现象的基础上，呈现出2014年文学发展的新动态、新趋向。
“年轻的老作家”：
2014年，青年作家的创作已经逐渐由一种现象转变为常态，同时，代际划分正在降温。
在青年作家笔下，宏观历史想象被细化为碎片化经验处理，善恶问题被真假问题取代。不过，许多年轻作家的气息跟老一辈作家越来越像，新的语言、自己的语言很少，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
李壮：青年作家正成长为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他们的身上显示出很多新鲜的特质，其中不乏一些“趋向性”的元素。2014年，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在整体上形容青年作家的表现：从现象到常态，代际划分的降温。
青年作家正经历一个从边缘到成熟、从“被发现”到“被熟知”的过程。《收获》杂志连续两期推出“青年小说家专号”，集中发表了一批“70后”、“80后”小说家的作品，还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还有一些杂志纷纷辟出了专门的栏目，如《人民文学》的“新浪潮”、《小说界》的“新生代”等。此外，许多青年作者的作品已经进入了“常态化”阶段，赵志明的《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阿丁的《胎心、异物及其他》、文珍的《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等中短篇作品集，孟繁华、张清华主编的“70后作家大系”，薛忆沩、路内、东君、田耳、徐则臣等的长篇小说，都是2014年备受关注的作品。
与“常态化”相伴的另一现象，是代际划分的日渐模糊。“70后”、“80后”的说法连续数年保持高热，今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郜元宝发文称“以代论人可以休矣”。这一方面是由于“70后”、“80后”作家在创作风貌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交集，同时他们的创作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内部分野，个体风格渐渐鲜明。不过，这代写作者的确与所谓的“老作家”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是对经验的选择和处理问题。当前的文学书写面临从宏观历史想象到碎片化经验处理的过程，在这方面，青年作家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擅长捕捉情绪，写出大时代下个体灵魂的困境以及这背后幽微的精神畸变。他们的写作是向内、向下的，把概念还原为经验细节，精神上“感同”、文本中“身受”，因而具有某种直觉般的真实。这是多数老作家难以做到的。
与此相关的，是“善恶问题被真假问题取代”。青年作家笔下很少见到善恶判断思维，他们似乎更愿意做“探险者”：观察一个人、一件事究竟如何、何以如此。青年作家更迷恋那些混沌难解的事物，因为这里面隐藏着时代与人性的秘密。他们带着疑问和困惑去书写，选择平视而非俯视，作为观众而非裁判。例如《天体悬浮》里写到的符启明，用时髦的话说，他很“妖孽”；我们害怕这样的人，但我们服他，甚至想学他。田耳很冷静地写他的境遇和故事，而不是解剖他、定义他、审判他。
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青年作者在词汇、语句和讲述方式上会更加地“另类”、“个性”，带有时代气息。马小淘的《章某某》就很有代表性。小说写的是年轻人不断努力而终于失败的故事，很像前一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两个文本的不同在于：方方是以悲剧的腔调在写，仿佛时时刻刻都在“拷问读者的灵魂”，即为何这样的好青年会落得如此结局？马小淘却用了喜剧甚至电视剧的笔调，以“围观”的方式速写章某某的一生，大量使用流行的话语、桥段，形成了对时代语境的戏仿乃至反讽。马小淘是在避重就轻吗？显然不是，否则她何必触碰这样一个命题。更准确地说，她是在“欲擒故纵”，就像“我是屌丝我自豪”的语言狂欢，背后其实是深层的身份焦虑。表面的轻松背后是对核心问题的精确一击。
前面说的都是“独特性”，最后我提一下青年作家的“靠拢”。历史意识、关注现实等等，一直是批评界对青年作家的期待，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努力。薛忆沩的《空巢》和颜歌的《三一茶会》都在写空巢老人的问题。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志在书写一部“70后”的“心灵史”，内中触及诸多时代命题，结构也别有新意。可见年轻作者在写作路数上也正走向广阔。
霍艳：我倒是觉得青年作家登堂入室得太早、太容易了，这样使得很多不足暴露了出来，比如细节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许多年轻作家的气息跟老一辈作家越来越像，有“期刊气”，反而是郭敬明那一拨人，他们使用的至少是新的语言、自己的语言，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