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社会效应：
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莫言的《红高粱》、毕飞宇的《推拿》等多部纯文学作品被搬上了荧幕。但从今年的整体情况来看，改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从当下文学传播的现状来看，精英文学的传播越来越需要影像手段的助力，但助力的基础是理解和尊重。
李壮：2014年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些文学事件以社会事件的名义受到了公众的关注。今年诗坛相对平静，引发关注的倒是几位特殊诗人的异质性文本。“90后”诗人许立志在富士康跳楼自杀，在他的遗作中，我们看到了大量难以想象的底层经验。另一位是“脑瘫诗人”余秀华。她的身体被困在轮椅里，却写出了很多情真意切的诗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都做过专门报道。
底层写作是近年来一个重要的维度，但诗歌更本质的问题，仍在于对词语和表达的深入探索。李少君和雷平阳都出版了新诗集，前者试着复归自然、复归于中国传统美学轨道，后者则试图将词语还原至存在原点，还原至祝词、咒语、符号的神秘仪式。西川则在新作中大量加入异质性的元素，如口语、文言，坚持类似探索的诗人很多。诗歌写作个体性强、风格各异、出版周期长，因此不容易在年度视野中形成事件，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他们。
张柠：打工诗人的最大价值，就是把诗歌中的现代意象体系颠倒过来。他们不认可现有词汇承载的意象功能，要颠覆它。现代化、工业产品、时尚生活，这些原本似乎是火热的、积极的、正面的意象，在打工诗人那里却变成了野兽意象、魔鬼意象、吃人意象；而且这种现代器物对他们身体、精神的伤害，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切身体会的。这是他们的价值。
所谓的“打工诗歌”，作为底层写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话语的一部分，但并不一定是美学话语的一部分。诗歌更本质的任务是通过词语重新创造一个符号世界，恢复词语自身的透明性是诗歌最内核的东西，也是目前诗歌创作的弱项。
李冉：影视改编无疑是文学作品重要的传播渠道。今年，多部纯文学作品被搬上了荧幕。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分别改编为《归来》《四十九日·祭》，莫言的《红高粱》改拍了电视剧版，毕飞宇同名小说拍成了电影《推拿》。但从今年的整体情况来看，改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影片《归来》仅取《陆犯焉识》的最后部分，企图以“文革”题材吸引观众，以时代悲剧戳中观众的泪点。而实际上，影片却以一个逻辑上存在硬伤的爱情故事置换掉了小说原著的丰富内涵。《归来》最多只能算一个“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陆犯焉识》只是包装纸，原著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时代对个人命运情感的深刻影响都是缺席的。《红高粱》的改编更引来吐槽一片。原始生命力的喷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三角恋”、出轨、“宫斗”等各种“时尚”元素，十分狗血。
比较来看，《推拿》算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编。影片基本沿用了小说原著的架构，筛选、改编后的情节都紧密围绕人物特点展开，保留了大量原著中的语言，声光效果也都细腻到位。《推拿》成功的核心原因是对小说原著的尊重，在改编的过程中没有破坏原著的情节逻辑和故事的完整性。
总体看来，精英文学并非不能改、不可改，而是应做到尊重，将其作为文学作品、艺术品来理解，不能把原作当成文化商品的包装纸。从当下文学传播的现状来看，精英文学的传播越来越需要影像手段的助力，但助力的基础是理解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