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想知道课程结束后，如果15个学生中有9个不及格，学校将会如何反应。是给我发邮件，告诉我这将严重阻碍毕业典礼进程，命令我让更多学生及格。还是夸奖我赚钱有道——低及格率迫使学生再次或再再次交钱上课。
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发生。我没有感受到来自校方的压力。虽然我很少见到部门主席们，但他们都很友善，甚至很热情。他们没有提那些没及格的学生，我也没有说。学术和现实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深渊，这在高校中是很常见的。没有人考虑过，让如此之多的学生去攻读他们可能无法通过的课程，会造成什么严重影响，更不用说道德问题了。大学，学生，还有我，都在社会力量的巨大浪潮里沉浮——普遍的乐观主义，大学是普遍权力和需要的认知，部分大学和学生的金融必要性，维持高水平的学术标准的同时容纳边缘学生的欲望——这些社会因素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海啸般的问题。没有人像画流程图一样考虑过事情发展的结果，尽管大学扩招是大学和学生的幸运，且让美国的自我感觉更好，但是有一个矛盾是不可协调的。那就是一个遵从职业天性的讲师在教最差的学生时，必须在他们的第一份作业上打下F的分数。
不久前，我没有通过一个学生的研究报告。她是一个40来岁的女人，我称呼她为L女士。她看着她的论文，还有我的评语，以及分数。“我不敢相信，”她轻声说道，“我曾很自豪自己能写出一篇大学的学术论文。”
从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研究论文的时候我就知道，L女士将是一个麻烦。
通常，在我布置好这个任务之后，我会带着全班人前往学校图书馆，教他们用互联网进行最基本的查资料。我询问他们的电脑能力如何，有的人说他们一点都不懂，他们表示作为一名电脑盲十分无助。虽然他们嘴上说着不会，实际上他们至少还会收发邮件、在谷歌上搜索他们的邻居，所以，我不用多久就能跟他们讲明白怎样在例如学术期刊数据库（Academic Search Premier）以及西文过刊全文库（JSTOR）中查找期刊论文。
我很清楚，L女士从未接触过网络。她可能从未曾坐在一台电脑前面，对她而言，“链接”是个新事物，她也不知道带下划线的蓝色字是可以点击的。她还停留在90年代——互联网在那时刚刚诞生。L女士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紧张地啃咬着指甲。
我需要对班上每个学生尽责，所以，只有在课后我才会坐在她旁边给她辅导互联网基本知识。但没什么效果。她什么都学不进去。她被围困在高墙之中——所有老师都知道这面墙，它代表着挫败、无助和耻辱感，将她隔绝于知识。她完全听不进我的话。
“你可能需要些额外的帮助，”我说。“你可以跟图书管理员约个私人学习时间。”
“我能学会的，”她说。“我只是需要点时间。”
“你的电脑基础技能不过关，”我告诉她。“你要尽快学会这些。”我没有非要用专业术语来说这些的理由，但基本功的确是必须的。她的情况十分严峻，完全没有电脑操作能力。我尝试着把她叫到一边。“你应该现在就去预约，图书管理员就在办公桌旁边。”
“我知道自己还有好多要学习的，”她说。
我俩的对话变得很奇怪，就好像我们在演平特（Pinter，英国荒诞派剧作家兼导演）的剧本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