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号之前：20世纪利物浦的种族关系》（Before the Windrush: Race Relations in 20th Century Liverpool）一书的作者约翰·贝尔彻姆（John Belchem）教授说：“显然，中国水手喜欢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利物浦，在唐人街的酒吧和俱乐部享乐。”
她称，这些中国水手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比其他移民要好。那段时期，城市里还有加勒比黑人社区和南亚社区。
即使那些有偏见的人也认为，和中国人谈恋爱好过和加勒比黑人谈恋爱，贝尔彻姆说。
但就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政府突然迫切想遣返包括杨南在内的数千名中国水手，许多人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留在了英国。
然而，政府的这一举动并不坦荡。“政府不能简单强迫水手们离开，之前已经尝试过几次，都没什么好结果。所以他们就把事情复杂化，好让一切看起来合法。”贝尔彻姆说。
这些男人从未成为英国公民，只是根据合同被安置在利物浦。政府要想遣返他们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变居留条款。
英国政府将大多数水手的母港改成了上海，这样他们的薪水就变得更低了。
英国移民局1946年7月的一份报告称，当局派遣警官到全国各地搜查这些水手，并把他们带上船。
那些不愿离开的人会收到驱逐令，并被强制带上船。截至1946年7月，近5000名中国水手被送回了远东。
那么，英国政府为何要遣返他们呢？
贝尔彻姆指出，二战结束后，英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被破坏殆尽。当很多英国人还沉湎于辽阔帝国的幻想时，战争结束带来的问题就越发触及痛处。
“他们对英国的重建工作感到担忧，而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那就是重中之重。这也意味着，把战时为英国提供过帮助的人驱逐出境，确实是一件忘恩负义的事情。”
中国水手，尤其是那些从上海来的船员，曾参与过1942年的一场罢工，呼吁在危险地区工作应提高薪水和津贴。
1942年5月，在一家中国旅馆闲聊抽烟的中国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