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与顽主式的喜剧是否过时？

顽主的喜剧

这次冯氏喜剧的强势回归有着清晰的现实考量，就是为了挽回2012年灾难片《一九四二》的票房阴霾。冯小刚选择了最为稳妥的方式，一方面继续让王朔、葛优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不惜被诟病为“江郎才尽”的危险，沿用《甲方乙方》 “好梦一日游”的故事模式。因为《甲方乙方》对于冯小刚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部电影让冯小刚摆脱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拍摄影视剧惨败的噩梦，而且开启了国产电影市场贺岁档的先河。从此，冯小刚的电影人生走向“金光大道” ，冯氏喜剧屡试不爽，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国产片拥有高票房的“一枝独秀” ，也奠定了冯小刚作为中国电影最有市场保障的江湖地位。直到《一九四二》的滑铁卢以及2012年年末从《泰囧》到2013年上半年一批青年导演的片子如《北京遇上西雅图》 《致我们终逝去的青春》 《小时代》等创下了惊人的票房奇观，冯小刚才正视这个问题——自己是否真的过时了。在这个意义上， 《私人订制》的成败不仅意味着作为票房常胜将军的冯小刚的荣誉之战，更是冯氏喜剧的金字招牌能否延续的关键之战。

众所周知，王朔式的语言风格和葛优所扮演的顽主是冯小刚电影的核心竞争力。不管是《甲方乙方》 （1997年） 、 《不见不散》 （1998年） ，还是《大腕》 （2001年） 、 《手机》 （2003年） 、 《非诚勿扰》系列（2009年、 2011年） ，葛优都是嬉笑怒骂、混不吝的坏小子，即便在《非诚勿扰》中变身小有成就的海归男，仍旧是永远长不大的老顽童，总能让那些号称正人君子、成功人士、达官显贵“显”出假正经、真小人的原型。王朔笔下的顽主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作为成长于“文革”后期的红小兵，顽主没有赶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却经历了“文革”后期对革命的反思和解构。与80年代陈佩斯扮演二流子等社会边缘形象以及90年代赵本山把自我喜剧或丑化为他者（农民）不同，顽主不仅不是被嘲讽、被嘲笑的丑角，而是自鸣得意的嘲弄者，他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把已经僵化或失效的革命话语变成荒诞可笑的喜剧，尤其是把曾经振振有词、正襟危坐的革命套话变成道貌岸然和男盗女娼，这是一种与80年代中前期把革命书写为伤痕和悲剧不同的“告别革命”的方式，是一种在笑声中让人们与往事干杯、迎接新时代的形式。

顽主具有两面性或者说双重人格，他们不相信革命年代的宏大叙事，但又保持一份对革命理想和纯洁的想象；他们在80年代最先下海、积极投身经济改革的洪流，但又不屑于做暴发户或拜金主义者，当然，他们也绝非视金钱为粪土；他们宁愿做光明磊落的真小人，而不愿意假装一脸正气。也就是说，在顽主身上既有旧时代的影子，又有新时代的精神。正是这种居间位置，使得顽主既可以春风得意，又可以嘲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