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汽车，在家确实也不需要；要是出门，距离都在 500 公里以上，汽车也派不上用场；还要考驾照，真没有那个时间。”现在刘慈欣觉得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以前每天很规律地看一部电影的习惯也停掉了；曾经很迷恋的电脑游戏也不玩了。这或许是一个刘慈欣自己也不感兴趣的“刘慈欣”。
刘慈欣会感兴趣的那个“刘慈欣”，可能要从童年翻开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开始说起。
1963 年出生的他，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孩子一样，在一种看似自由但也危险的环境里大喇喇地成长着。这个自称中国“最早一批科幻迷”的人，在中学时就开始发力，不停地投稿，也不停被退稿，有时候退稿也没有，石沉大海，但他仍然乐此不疲。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环境，竟然也影响到当时非常小众的科幻文学。“有段时间，科幻几乎从我的生活里被淡忘了”，他找到了新的兴趣点—电脑游戏。他对自己的“与时俱进”有非常合理的解释：“我不像有些人，写了是给自己看的，我写了肯定是给别人看的，不能发表，我写它干吗”，甚至“科幻是我的爱好，没有了就没有了，并不是特别难受的事情，生活还有别的内容”。然而，这番话又不可全信，他在 1989 年写作的《超新星纪元》就试图向主流文学靠拢，目的自然是希望能获得发表。
这就是刘慈欣，也是刘慈欣们，以理性的名义，甘于被现实驯服。幻想的时空也不能凌驾于现实之外，宇宙是他们无法到达的彼岸，也是最后的边疆。
刘慈欣本不是为科幻而生，但是当他发现科幻这条路径时，就从不间断地在改造自己的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慈欣或许并不认识“刘慈欣”。可能终有一日，刘慈欣可以揭开“刘慈欣”的谜底，那应该也是一个谜。
“科幻就是逃避沉闷生活的一条道路”
我们熟悉的工程师的形象有以下几点：他们的外表和衣着都很干净、整齐，甚至可以说是大方得体，显露出他们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也看得出，他们并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这些方面；他们跟人交谈时很有礼貌，也很注意条理，但是并不会因为谈话对象的不同而放弃理性。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技术特长，也很受人欢迎，但不会为了受欢迎而刻意去迎合他人。
刘慈欣就是这样，他像很多中国北方男人那样爽朗、健谈、风趣，他的表达一气呵成，似乎并不太观照听众。我们谈话中他只有一次留意到了我的反应，然后很严肃地反问：“你觉得这很可笑吗？”
理性是这类人最重要的生活逻辑，刘慈欣也是。
然而，“写作科幻，就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一方面是科幻的世界，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完全不交叉”。所以，刘慈欣经常是矛盾的，至少在表达上。
他会在前一分钟认为自己写作科幻是逃避沉闷生活的一条道路，但在后一分钟又觉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如鱼得水”，为什么要借写作来逃避！他一方面认可自己有着乐观进取的天性，甚至会采取进攻的态度对待某些问题，但是他身边的人—同事、朋友、出版商—几乎都会用一个词来形容他，“温和”。
可是，对一个始终将内心投射在两个时常处于二律悖反的世界的人来说，这样的误差应该是被允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