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逊批评:“C.C.之所以反共,是怕国共合作以后会夺去了他们的饭碗与利益。何应钦倒是对五台很有兴趣,因为我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发问最多,汪精卫的毛病是总认为中国抗战的准备不够,可惜我没有机会与他见面,不然可以告诉他中国现在已经够打败日本了。”
卡尔逊上次回武汉时,有一个英国银行家和一个法国银行家也在那里,他们正在观望,看政府的转移来决定到底是借钱给中国,还是借钱给日本,因为双方都要借债。在一次美国大使的宴会上卡尔逊与他们会面了,美国大使向这两位银行家说:“你们要知道中国的情形的话,都在这里了。麦丘(美国使馆武官,经常与国民党在一起)代表中国的布尔乔亚,卡尔逊代表中国的普鲁列塔利亚。”
在日本飞机轰炸巴纳号时,卡尔逊猜想美国也许会与日本开战了,所以赶快写信给美国大使,要他赶快把他放在上海的东西在开仗前取出来,以免沦落敌人之手。美国大使回了一封信,说明形势并不如此严重。这封信追着卡尔逊背后面,由总部而五台,由五台而延安,由延安而西安、汉口,等到这封信重回大使馆时,他已离汉口又到了延安。
谈话到晚上十一点多钟后,聂荣臻同志又继续与我、白羽、老金谈话。聂荣臻谈到了边区武装保卫春耕的事;敌区的农民向边区政府交地租的事和维持会长向边区政府要求委任状的事,都很有趣。边区的情形是,在河北比山西更好。当卡尔逊在汉口谈到五台的情况时,多数的人总是问,“那里是不是共产党的?”
卡尔逊向蒋介石谈到边区时,蒋介石问,为什么五台的民众抗日情绪反比外面高(这一点卡尔逊先告诉了他)?卡尔逊说,“一是由于心理上在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地域中,大家更能了解除了团结抗日,是无法自存的。二是太原撤退时,没胆子的人都走了,留下的都是有为的、进步的人。”聂荣臻同志说,应该再加上一条,就是由于民众运动开展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