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将从政治转向内心 反对中国元素

　　孟京辉（资料图）

导读：从去年到今年，随着《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演出场次相继“奔千”，《活着》被认为超越大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我爱×××》、《臭虫》等先锋戏剧旗帜性剧目相继复排。那个前些年因商业因素袭扰而坠入庸常甚至有了失重感的孟京辉，那个被大家调侃“脑子里进臭虫了”的孟京辉，又回来了。

复排《思凡》？我一点愿望都没有

北青报：你思想最活跃时期的作品今年集中复排，是到了停下来回看来路的阶段了吗？

孟京辉：中国的戏剧现状大都是狗熊掰棒子，演完就扔。现在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停下来想一想，我其实也没得出答案。至于复排剧目选择的标准首先是我有愿望去做，复排的过程好像看到了自己当时排戏的初衷，当时是有劲儿，而现在是智力游戏大于身体的快乐。其实排旧戏是试金石，必须特别诚恳。比如《爱情蚂蚁》，复排起来其实很简单，找大明星唱几首歌，观众肯定喜欢，但不能这么随意，要找到值得说话的戏，原来更多的是对时代政治的批判，现在则是要探讨自己内心的执迷不悟与犹豫不决。比如《琥珀》我就特别想重新做。

北青报：孟氏戏剧第一个真正面对观众的作品是《思凡》，至今还常常被各种戏剧论坛提及，为什么唯独这出戏没有复排？

孟京辉：复排《思凡》，我一点愿望都没有。那个戏构想太年轻，太简单了，就是一个关于思想解放、身体解放、物质解放的故事， 这些在现代社会根本不用说，没有意义，对我来讲更没有刺激。当时选择那个题材就是觉得好玩，有冲动，也混不吝。但是明年我会尝试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这出戏简直就是莎士比亚，而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刚好生活在同时期，我有时甚至怀疑他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翻译不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臆想，《发条橙子》的作者伯吉斯写的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他说莎士比亚有一次因为写不出东西来特郁闷地在小胡同走，突然推开一扇门掉进了未来，那个世界没人认识他，他正跟人喝酒，突然有人拿出一本莎士比亚全集，他看完之后又回到原来，后来的事就是莎士比亚把自己抄了一遍。

必须热爱生活热爱自然 热爱女人

北青报：开始做戏是因为面对物欲横流、慌慌张张的世界有话要说，今天您已经成为一个艺术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做戏的态度有改变吗？如何维持自己的创造力？

孟京辉：排戏的态度有时与一个艺术家所处的状况不一样，一个艺术家可以生活很安逸，但做出来的东西可能非常愤怒，一个艺术家生活在底层，但有可能做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承认我是既得利益者，我的既得利益是资源：社会资源、关注力资源以及演员和创作资源，我希望我能利用这些资源说自己的话。维持创造力一定要读书而不是杂志，有些以前没读过的，比如我现在就在读博尔赫斯，在大学时读过他的短篇小说，现在看看他的随笔也很有触动。还有就是你必须热爱，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女人，这点要是没了，你的躁动和不平衡就没了。人总得有不平衡才能往前走，就像人的左脚和右脚，就是在不平衡中前进的。

北青报：虽然眼下小剧场戏剧市场不错，但真正的先锋戏剧寥寥，多年来孟氏戏剧追随者众多，为什么还没有一个青年导演能够接过这杆大旗？

孟京辉：一个导演的作品是由很多东西决定的，比如他的教育背景、知识背景(读什么书)、成长环境，一路走来的朋友圈，最重要的还是个性，有的人特讨厌，但作品不讨厌，而有的人是在演生活。我原来以为会有新的一代戏剧人出现，但现在看来好像还没到时候。现在的年轻导演中，我比较看好李建军和王翀，他们非常旗帜鲜明，现在看来可能有些急功近利，但“不怕”是最重要的。

“斯坦尼”是我的正根儿

北青报：让演员开场前与观众互动，与女观众主动搭讪，《臭虫》的训练和表演方式似乎很“斯坦尼”，你不是一直讨厌所谓的体验派吗？

孟京辉：我到了俄罗斯才发现，“斯坦尼”是我的正根儿。莫斯科艺术剧院上世纪80年代曾经分成一个契诃夫剧院、一个高尔基剧院。契诃夫剧院至今人满为患，票都买不着，但高尔基剧院就不行，可见不改革就是死。另外现在这帮年轻演员虽然比当年杨婷、李乃文他们High，比他们有劲儿，但没有他们主动。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再主动点，他们一主动我就招架不住了，一招架不住我就开始变化，一变化就开始想招儿，就有新东西了。

现在工作室的演员大概分为4个组，《犀牛》组特文艺，《枪、谎言、玫瑰》这组风格多变，还正准备推出一组独角戏系列，就是刚演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黄湘丽等人，以及“二丁一笑”组合，这组中两个姓丁，一个名字里有“笑”字，都是90后，一上来满口英文。

我从来不玩民族的，我要玩世界的

北青报：作为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为什么对京味儿戏剧没偏好？

孟京辉：京味儿与四川话、云南话其实是一个概念，有点窄，有点小，听着挺有意思，但美学上没什么突破。明年我要去澳大利亚排一个《四川好人》，我坚决不弄火锅之类的所谓中国元素，那么弄外国人肯定觉得有意思，但你千万别把中国元素太当回事，要站在一个国际视觉美学的角度，我从来不玩民族的，我要玩世界的。我发现看戏过程中观众需要几个满足：普通观众是情节和故事的满足，第二个层面是情感的穿透，第三个才是美学的满足。《活着》之所以大家喜欢是情感和美学满足粘在一起了，情节都不重要了，拨去情节，在情感上和美学上就把观众笼罩住了。我对语言和文字很敏感，对纯身体的那种戏剧我只是愿意尝试，我更愿意做有文学底蕴托着的形式感，而我自己则像云一样、雾一样地飘着。

文/本报记者 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