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威辛的围栏。
那时我们一家人还能在一起。士兵命令女人和孩子去站在左边，而我母亲和两个妹妹就是去了左边。约瑟夫·门格勒审视着父亲和我，他拿着一条警棍，我们站到了右边。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和姐姐们。
其他负责告诉我们规矩的犹太人靠近我们并说：“你们为什么来这里了？你们没有收到警告吗？”
我看到一些士兵把一个婴儿抛起来，然后向半空中的婴儿射击，这样做就为了好玩。那时起，我就知道这里会有什么等待着我们了。
很快，我就想出了一些生存技巧。如果警卫叫我们在营房前排队，我就要藏起来或溜到另一个营房。我找到躲起来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靠近厕所的院子里，那里堆满尸体......我会走到尸体堆，躺在尸体旁边，假装自己也是一具尸体。
他们把食物放在桶里给我们吃，桶空了时，我就爬进桶里，从桶底刮出剩菜剩饭。这样，父亲和我就能吃到更多东西。
我记得那些冒着黑色浓烟的烟囪，一天到晚都听到狗吠。他们把我们从奥斯威辛转移到比克瑙，然后到了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Mauthausen-Gusen）。每天早上，集中营周围的铁丝网都挂着尸体。任何人一触到这些电网就会立即被电死。可能这些死去的人只是想自杀。
我们在古森劳改营时，50岁的父亲有一天突然放弃生存了，他说坚持不下去了。从那时起，就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1945年2月，他们把我们转移到上奥地利（Upper Austria）的贡斯基兴（Gunskirchen）。我在这里亲眼看到饥饿的人们吃人肉。贡斯基兴的美军和加拿大军队解放了我们。德军完全离开了集中营，我们走出了集中营的大门。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敲开一户当地居民的家门，请求他们让我洗澡。不知怎么的，我遇到了我的哥哥大卫和舒立。我们都不想回去德积，不想回去见到那些背叛我们的人。
我想去以色列，因为那曾是我父亲的梦想，但想去那里并不容易。那里不是独立的犹太国家，而是由英国统治着，英国想限制移民。
在意大利，我加入了伊尔根组织（Irgun），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地下组织是为以色列独立而战的，它由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领导。我搭乘一艘走私武器的船“Altalena号”到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市（Tel Aviv）。我一直带着我的囚服，以此证明我的经历。1948年6月20日，我们到达了特拉维夫市海岸，我发现自己正处于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我正在一艘装满武器的船上，而本-古理安（Ben-Gurion）是不会允许这艘船靠岸的。这很容易引发一场内战。我跳进水时被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射中了，Altalena号着火了，并被以色列国防军击沉。船沉了，我装衣服的手提箱和我的条纹囚服，还有帽子、外套、衬衫和一把刀也沉入了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