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个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的孩子，其中的一些人露出他们的身份证明号码。图片来源：路透社（Reuters）
最初我们不知道其他家庭成员的遭遇，而且我们也没有电话。但是到处的楼房都张贴着名单，上面写着谁还活着。你每遇到一个人都会问还有谁活着，避难者们的每一次集会也主要是为了找出你的亲戚在哪里。
后来我知道，我所在的镇上有大约100人被驱逐，其中仅有10个人幸存下来，只有两个是小孩——我姐姐和我。但活下来的人要么无父无母，要么无儿无女。其他人全部被杀害了。
现在姐姐赛丽娜和她的家人居住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有三个儿孙。我们都成功在那里坚持生存下去，但是她不能来奥斯威辛，因为她那年老的丈夫生病了。好多年来，当我们说起那段经历时，她都会对我说：“你可能不记得了，你那时太小了。”因为我比她小四岁，但是有些事情我比她和阿姨记得还要清楚。
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我从没去看过心理医生，以后也不会去看。方法很简单，我与这段经历保持一定距离。我看见了，也明白，然而我并没有活在过去。我从没因为所看见的一列列去往毒气室的孩子和母亲感到伤心。在奥斯威辛时，我想：‘实际上，这并不是在地球上。’这是主人和奴隶的世界，是诸神和人类的世界，我心里想：‘没有人知道，这被重重叠叠围墙包围着的森林，这里并不是真正的世界。’我从没有戳破父母被杀害这个事实，我甚至想‘经历这个过后，我们会回家，每个人又可以在家里了。’那些从没成功与这段经历保持距离的人都自杀了。
1945年1月解放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儿童囚犯。图片来源：维纳图书馆
我全身心投入于家庭生活中，我很年轻就结婚了，生了三个孩子，（现在我也有四个孙子）然后我上了大学，成为一名教师。我循规蹈矩、例行公事，尽可能做得最好。但我从不忘记人类是多么的不可靠，也不会忘记自己被表面的文明欺骗。但是我意识到对人们失去信心比对上帝失去信仰更令人泄气。
这次参观后我再也不会回去奥斯威辛了。因此，这是最后一次让我确信这个悲剧不被遗忘的机会。在我出发前约一个星期，我才发现美国总统代表团的成员中有两名幸存者，其中一个就是我。代表团的领导是财政部长杰克·卢，我深感荣幸。其实许多幸存者也能去，但有的生病了，不能舟车劳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