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波拉克的父母。图片来源：格雷姆·罗伯森/《卫报》
我脑海里关于去往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的死亡之旅的记忆很模糊。环境很可怕，他们把我们安置在营房里。我记得我从那里爬出去的，因为那时我虚弱得根本走不动，我无法忍受不了呆在尸体中。爬出来的途中，我还无意中遇到一个邻居，我们看到对方都很惊讶。
我们英国的解放者很厉害——对我来说，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长期战争后，他们到达贝尔森后，并组织展开了一场援救任务。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他们是如此神圣。他们开着小型救护车，到处开着把幸存者带上车。他们开着车到达时，我浑身发抖、奄奄一息，躺在营房附近，到处都散发着尸体的恶臭，我走不动，也站不起来。有个士兵向我走来，我觉得我说不了话，我已经丧失了理解力，但是我记得他很温柔亲切。我们不能吃东西，我记得当我试着走下床时，我昏倒了。慢慢地，他们给我们食物，但我不相信任何人，我把食物藏在床上，害怕他们会突然把食物拿走。即使是现在，吃饭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是多么地幸运，而且我经常跟一起吃饭的人说：“这很美好吧?”“我们很幸运吧？
解放后，我去了瑞典（Sweden），我们在那里受到很好的照顾。身体恢复比情感、心理恢复进行得好，我现在还进行着情感、心理恢复。想起那位教我如何重新走路的医生，我还是甚为感动，因为那时我营养不良而不能走路。虽然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但他告诉我：“我有一个很像你的女儿”，他说的话至关重要，使我感觉我又成为了一个人。
我失去了50位家人，经历过这一切后，对我来说，拥有我自己的小家庭以及重获那种归属感真的很重要。我真的很想有一些孩子，18岁时我就嫁给了一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大屠杀幸存者同伴。但我总是小心翼翼，不告诉孩子们太多关于我的经历，以防他们受到伤害。我总是想，他们有权享受无忧无虑的青春期，我不想传播痛苦与仇恨。
我过着很好的生活。我心地慈善，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都有去学校和15岁的学生们交谈。我告诉他们，小小的仇恨是如何迅速引起无法阻碍的可怕事情，因此他们应该抵抗各种烦扰或歧视，无论是恃强欺弱的行为还是恶意的流言蜚语。
1995年，我回到了我的家乡——那个小村庄。但那里的人从没有任何罪恶感，我想找出是谁背叛了我们，但似乎徒劳无功。
重返奥斯威辛将是一场冷酷、痛苦、令人伤心的经历。这种恐惧一直伴随着我，我希望在84岁的时候最后一次面对它，我将能更平和地生活，但是我现在非常紧张。不久前我的丈夫去世了，我希望在那里最终我能释放我的情绪，因为我从没真的能够因为任何事而哭泣。想到那里会有许多人，而且我可能将和大约100位幸存者一起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安慰，也感觉更容易面对。我不会独自一个人，我看上去很坚强，但我内心是十分脆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