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波拉克
苏珊·波拉克（Susan Pollack），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Felsogod的茹然瑙布劳（Zsuzsanna Blau）。现在她在伦敦生活。这是她第一次重回奥斯威辛，和她33岁的孙子安东尼一起
苏珊·波拉克在她伦敦的家里。图片来源：格雷姆·罗伯森/《卫报》
1944年5月，从我和母亲、弟弟到达奥斯威辛的那一刻起，我整个人充满了恐惧。我的母亲立即被带走了，后来我得知她已经被毒死了。最近我才发现我的父亲曾经也在那里。
我的整个世界被奥斯威辛的残酷暴行完全颠倒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懂发生着什么，后来我们才认清引发大屠杀的所有原因和趋势。在我生活的匈牙利小村庄里，信息封闭。我们一无所知，比如不知道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屠杀方案就是在此会议上策划），也想象不了。那时，官方当局告诉我们要重新安置我们，所以我随身带着缝纫机。我带了缝纫机！
我们一点一点地失去了任何希望。运送我们的牲畜车上，许多婴儿和孩子呼吸困难，原来这是最后一趟运送匈牙利人。我们没有水、食物、没有卫生设施。这消耗着我们的希望，也增加了我们陷入困境的无助感。但尽管那样，你还是总会存有一丝希望。总是如此。
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反犹太主义，当时我的叔叔开车前往他生活的诺夫哥罗德（Novograd），他受到法西斯分子的攻击，他的头被切成了两半。当宣告攻击他的人有罪时，那个人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且继续住在我叔叔的妻儿的家对面。但是作为一个小孩不会想太多这些事。我家里经营着木材、煤炭生意，像那时候的大多人那样，我父亲是个体经营者。当纳粹开始限制我们时，父亲失去了营业执照，于是他面对着巨大的任务——去找份工作。与此同时，母亲在家里把家人聚在一起，让我们所有人过着家庭生活。
我时不时会回想起在奥斯威辛的片段，比如某些时刻、短暂的遭遇和气味。我们试着把自己从现实中转移注意力，回想我们的家庭生活。孩子们会秘密地挤在一起互相问：“早餐你会有什么吃呢？”我记得说过：“可能有一只鸡蛋或一片黄油面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