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曼德威茨
约瑟夫·曼德威茨（Joseph Mandrowitz），1923年出生于波兰Czemierniki。现在他住在新泽西州汤姆斯河（Toms River）区。这是他第二次重返奥斯威辛，他的二表哥陪他一起前往。
约瑟夫·曼德威茨——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图片来源：提姆·诺克斯（Tim Knox）
我们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那一天，纳粹军队带走了Czemierniki村的1000名犹太人。Czemierniki是一个典型的波兰乡村，附近有一个大广场用来举行社区活动。我的父亲是一名靴匠，母亲是裁缝，这里每个人都很努力地工作。这里总有一些反犹太主义，但并无大害，比如在我们学校上宗教教育的孩子们会在课上嘲笑五、六个犹太孩子说“犹太人杀了耶稣基督”。
在我们被驱逐前，我就已经受训成为裁缝并离开了家里，那时我在一个大农场工作，离家四英里远。纳粹党卫军接管了农场，我突然发现自己为纳粹干活。1943年5月，有一天，党卫军让我们排队并要求我们清空口袋里的东西。如果他们在任何人的口袋里只要发现一兹罗提（zloty，波兰货币），那个人就会被当场枪毙。我们被运送到马伊达内克（Majdanek），距离农场只有19英里。这里是一个真正充满酷刑的集中营。500米长的沟渠里堆满了人的身体、腿、头。四周后我们被送到奥斯威辛。一大早我们就到达了，看守给了我们一张床、一次真正的洗澡。他们用消毒液把我们清洗得干干净净，还给我们刮胡子。之后他们发了条纹的制服给我们，并在我们身上纹身。我的号码是128164，纹在左臂上，从那时起我的名字就变成了一个号码。
我们从那里被送到Buna（奥斯威辛的分营）并开始工作。在那里几个月后，一天我去散步，看到一些成熟的西红柿。那时我很饿，所以我试着摘一些，结果被暴打一顿，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直到今天我身上还有疤痕。我被送到医院，也知道了规矩：如果不在四到五天内痊愈，他们就会把我带去比克瑙毒气营，然后我就会被毒死。
那时我20岁，身高约1.7米，一头金色头发，长得不难看，尽管遭到殴打，但是身体还是很结实。当我在医院的时间超过了规定时限时，他们把我送到毒气室，我在那里遇到了门格勒医生，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你看的到，我被殴打了。”后来，我没有被送到毒气室，而是回到医院，大概是他看到我有做劳工的潜能。因为我有裁缝的技能，他决定让我能在那里施展技艺。士兵们想穿得更好看，所以如果他们想修制服就来到医院找我。事实上，我的新工作意味着我不必早上起床，在严冬里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几小时等待点人数。这意味着做裁缝救了我的生命。
他们称门格勒为医生，但在我看来如果他是医生，那么我就是将军了。他完完全全是一个骗子，我都不敢直视他。几个月来，每天都看到他，他“关照”着152个犹太人，我是其中之一。他在我身上做的其中一个实验是，在我的手臂取出血来，然后注射到我的臀部。我不知道这种实验能证明什么。
纳粹决定把医院里的人清空，之后，由于某些惊人的原因，他又一次“救”了我。除了我和一个来自塞萨洛尼基（Saloniki）的男孩免遭噩运，其他150个人被送去了毒气室。这根本不是说我喜欢这个医生，他令人厌恶。他自己都厌恶自己，后来他周围的每个人也厌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