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从不多讲关于我们在那里发生的事，主要是想保护我们和她自己。我们最后能离开集中营时，她21岁，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和一个6周大的婴儿。她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和我们一起，这个小男孩无父无母，母亲还花了几个月找他的亲戚，最后她真的找到了。同时，母亲失去了丈夫，感到十分悲痛。谈论那里的经历是禁令。我们回到特伦钦（Trenčín）生活，这个小镇在斯洛伐克，是母亲嫁给父亲时搬去的，红十字会（Red Cross）在那里给我们找了一个屋子。
那时人们疯狂地想知道谁还活着，并且寻找亲戚。但是我们的亲戚全都被杀害了。我的祖母、曾祖母和曾祖父、母亲的三个兄弟姐妹全都死了。
可能我对于任何事情最早的记忆是走过特伦钦的街上时，人们停下步伐，惊讶地说：“你回来了！”“你还活着！真是奇迹啊！”作为一个三岁半到四岁大的孩子，我知道我是一个奇迹，因为我听到太多遍这样的话了，但是我并不真正懂“奇迹”是什么意思。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活下来真的是一个奇迹啊，因为那时我得知数以千计的斯洛伐克人被驱逐到奥斯威辛，只有几百人活着回来。
母亲为了给我们过上正常的生活付出了很多努力。她送我们上学，还要确定我们是有学习的。只是后来她老了，才变得沮丧忧愁。长久以来她承担起所有事情，勤勤恳恳，而在这些重担之下，她崩溃了。她去世时72岁。我和妹妹都成为了医生，这并不是偶然——帮助别人和拯救生命都是我们的首要追求。
后来我成为了一名心理治疗师，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但因为职业关系，我每天都要面对大屠杀造成的痛苦。我的病人有两类——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犯罪者，要么是他们的亲戚，他们中很多受到所谓的“跨代影响”——承受着父母或祖父母从未解决的问题和精神创伤，如果不治愈就会像传染病一样传给下一代。
1968年春，布拉格瓦解后，我们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我嫁给了一名波兰籍犹太人，并在德国定居。有时候确实感觉在德国生活这个决定很奇怪，因为在这里，大屠杀的影响无所不在，日益增长的反犹太主义也让我很害怕，特别是你在德国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这种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引用普里莫·莱维写的一句话：“过去发生的事现在也会发生。”
伊娃·乌姆劳夫的编号纹身到现在还很明显。图片来源：弗兰克·鲍尔
这也是我去慕尼黑周边学校给15岁青少年讲述经历的原因，因为我们必须不断面对过去。所以周一我重回奥斯威辛。很多人都是最后一次回去，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伤口会痊愈，但疤痕还是会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