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们把我送到毛特豪森，随后到了古森和汉诺威市。从那里起，他们押送我们走路到贝尔根-贝尔森，最后我在那里被解放了。那时是4月14日（1945年）。我的身体很虚弱，几乎站不了，我能做的就是趴在地上稍稍抬起头，那时英国军队坦克到达开始救援我们。但随后英军做过的所有好事中，我只能说他们犯了很多错误，现在以色列的局势主要也是英国的错误。
我也怨恨美国，因为美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直到1944年才有所行动。希特勒写《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时，他们就应该知道要发生什么了。
所以我去了瑞典（Sweden），在那里我得知我的妹妹也曾在贝尔森。我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学习化学，我发现虽然我在欧洲的家人都去世了，但我还有亲戚在美国，是一位姑母，她是我父亲的妹妹，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移民到美国，因此我去了美国和他们一起生活。
我从没有寻求过任何心理咨询或专业帮助，我从不认为这能起效。我的方法是去给小学生讲述我的经历。我建议他们尊敬老师、明确对未来的规划。
我确实有回去家乡的小镇拉多姆，就仅一次，1996年还是1998年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房子，我站在后院里，但我的心不断地淌血，我不敢走进屋里。我走在街上，就好像走在历史的道路上，一些东西失去了，渐远渐近。我过去常常在这条路上跑去学校、工厂，但我得很快离开。我在想：“我在这里，但我的家人在哪里？”
现在我居住在德国汉诺威市，在这里我不会因为生活在杀人犯的地方而感到奇怪，因为现在这是个不一样的国家。至少这里的人们会聆听我的故事。我去美国的时候没有人会问我的经历，所以我从不说什么。但我有一种预感，一到达奥斯威辛，我侄子的儿子就会开始问问题。
我从不敢组建我自己的家庭或者是生儿育女。我只是太害怕制造这些紧密的纽带。
你的亲人去世后，通常会有一个地方可以供你纪念他们，比如有坟墓的墓地，你可以在那里放下一个石头跟他们聊天。而我唯一能纪念亲人的地方是奥斯威辛，这是我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回到那些我爱的人那里，他们就在奥斯威辛和其他集中营。
我的家人一直陪伴着我，不管我去哪里，我都一直把他们的照片放在口袋里，即使睡觉的时候他们也和我在一起。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们死亡的情况，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去世的。
这些年来奥斯威辛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只要闭上眼睛，我就会马上感到恐惧。我担心我和其他像我这样的幸存者不能再讲述我们的经历，那时将会怎么样呢？我希望人们能继续读到这些经历，而且能因为这些经历而有所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