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科尔曼
94岁的亨利·科尔曼（Henry Korman）出生于波兰拉多姆（Radom）。现在他居住在德国南部的汉诺威市（Hanover）。这将是他第一次重返奥斯威辛，与他侄子的17岁儿子伊桑同行。
1939年我刚好高中毕业，那时对未来有着各种计划。我家里经营着一间制帽工厂，制作的帽子适合各种场合。但当纳粹当局开始对我们施压、反犹太主义在天主教会的刺激下愈演愈烈，渐渐地，所有东西都被充公了，先是我们的房子，而后是我们的生意。
我们尝试过逃出去——我们看见了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但我们并不能真的了解这些事情的完整范围。1917年我的叔叔在巴勒斯坦（Palestine）工作，他得病的时候却被强制返回波兰。我们试过联系他在巴勒斯坦认识的人来逃亡，但是英国人（那时控制着巴勒斯坦）不会准许我们去那里。在我心中，他们是造成许多犹太人死亡的罪魁祸首——尤其是那些死去的波兰犹太人。
我们被送去拉多姆犹太人区，战争的第一年我都在那里为犹太人委员会工作。但是纳粹开始把犹太人区的领导人带去奥斯威辛时，我迅速换了工作，开始在一间军需工厂工作，希望要是我一直低着头，我就可能没事。但是从一间工厂搬去另一间后，1942年犹太人区关闭了，那时我也被驱逐到奥斯威辛。我和父母以及三个姐姐分开了，他们被带到了特雷布林卡（Treblinka）。
奥斯威辛的大门上刻着的字“Arbeit Macht Frei”（工作让你自由）。
我们一到达奥斯威辛，他们就把我们赶下家畜车，车停在大门前的右边，那里有个标志写着“Arbeit Macht Frei”（工作让你自由）。我以为我要去一个劳改营，但所知甚少。他们问我的职业，我说是画家，因为在路上有人建议我说一些实际有用的东西。如果我说我才刚刚高中毕业，那么他们就会直接把我送去毒气室。
我第一次遇到的人中有门格勒。他叫我们脱去衣服、站成一排，然后他走过队伍决定哪些身强力健的人适合工作。他审视完我后，大拇指高高举起，所以他们给了我条纹制服，并把我送去纹身，在手臂上纹了一个编号。我不记得那个编号是多少了。它还在手臂上，但我从不看它，因为它会带来太多痛苦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