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军是怎样炼成的？

可能是由于我对英语学习一直怀着巨大的热情，同时成绩也不错的缘故吧，从中学起我就成了各种英语比赛的常客，尤其在大学阶段，我有幸两次参加全国性的英语赛事。如今，当时比赛中扣人心弦的种种情形已渐渐被时间冲淡，只在偶然间会被重新记起。然而备战的过程却给我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甚至是改变着我的生活。

北外—青春的课堂

如果有人问我，大学时代感受最深、收获最大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是有幸得到诸多良师的指点。他们赋予我的，不但是知识上的熏陶，更是把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长久的植入我的脑海。这些感受，许多来自课堂，也有许多来自数次为参加全国比赛而进行的集训。

杨宇光老师是我两次比赛的指导老师，1997年辩论赛时他就是我们辩论队的主教练。印象中他永远的治学严谨，永远的绅士风度，永远说用词考究的British English，有着英国式的幽默。尽管当时比赛的辩题并不是特别深刻的学术话题，但他依然要求我们深入破题，在底下做充分的research。为了给我们拓宽思路，他屡次召集系里的热心老师，从老教授到年轻教员，与我们一同讨论。用他的话来说，只有充分剖析，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有分量——这也是北外的学术传统的体现。为了指导我们，他放弃了许多休息的时间。对我们的presentation，他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几乎每天他都亲自安排我们的训练并细心点评我们发挥中的优缺点。

到了第二年演讲赛的时候，他又成为我的指导老师。当时我的演讲稿写得并不顺。有的学校在这种大赛时采取老师替学生捉刀的方法，准备演讲部分的写作就由老师代劳。但杨老师始终认为，这一环节也是对学生极好的锻炼。记得那一个讲稿，我重写了两三遍，每一遍都对选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写得也更好一些。比赛时间迫近了，他把学院参加第一届“21世纪杯”并获奖的师兄徐翌成找来，说，“Let’s put our heads together, and make a final effort at it.”那天晚上，我们改稿改到深夜，终于拿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version，稿子比我自己的更大气，更层层深入，也更有文采。这篇文章为我的比赛增色不少，而经过赛前的充分准备，我在回答问题部分和即兴演讲部分也发挥得很好，正式宣布结果前，老师走过来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说“I think we made it this time.”And we did.

在我们比赛的智囊团中，还有许多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杨立民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位充满智慧，学识渊博，又带一点cynical的教授。年逾花甲的他，常常还穿着牛仔裤出现在校园里，见了我们总是乐呵呵的，玩笑不断，常常能出惊人之语。记得准备辩论的时候，他把辩论精辟的归结为“an exchange of ignorance” — 因为辩论往往使双方囿于自己一方的观点而不能心平气和的聆听对方的论证。到演讲比赛时，他又拿选题—摘自莎翁剧本的一句话“All the world is a stage”—借题发挥。他说，“All the world is a stage. Men and women are actors. There are comedies and tragedies. And the speech contest is a farce.”暗喻演讲比赛很难避免的showcase的因素，令人捧腹不已。这就是他的风格——在漫不经心的评说中透出耐人寻味的哲理。他虽然如此轻描淡写，但在每次brain storming session上，却又能智光四射的给我们提供许多思想的火花。对他的厚积薄发，我们时常感到由衷的折服。

演讲，辩论赛的备战，因其能够得到学院的最强的师资阵容的点拨，而令所有过来人受益匪浅。记得1995年复旦大学夺得华语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后出版的《狮城舌战》一书中，选手们把由多位资深教授给他们准备的系列讲座称为“浓缩的精神大餐”，把思辨的训练称为“把神经绷到极细的线”的生活。而我们当时训练的规模虽小，却也能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此中的滋味，这实为人生的幸事。

有人说，人们可以忘记年年岁岁，却无法忘记片刻与瞬间，正是这些片刻与瞬间，让短暂成为永恒。正是与老师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让我领悟到他们的治学和做人之道。我们深谙，比赛的胜负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我们锻炼自身素质的一种途径，而更值得回味的，是过程中的所得，是领会那种踏踏实实的做学问的精神。

这对我来说是一笔永久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