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在线当代名家访谈系列——刘咏

说到碑学，包括像阮元、包世臣他们也提倡碑学，谈谈您对碑学的认识。您在创作的过程中，与前人比，您觉得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刘咏：清代碑学的兴起恰恰是对二王书法正脈审美体系的一次变革，我们看看包世臣、康有为《艺舟双楫》和《广艺舟双楫》对碑派书法美学描述的用词在中国传统书法理论中很多是没有的，它的美学价值也是以前中国书法史所忽视的。碑体书法造型结构的多样、趣味甚至荒率，线质的厚重、爽辣、险峻是传统的帖学所难以表现的。你看，晚清民国时期受碑风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写碑和碑帖融合的书家。我早期多是写魏碑斜紧结构的“洛阳体”，像《张猛龙碑》、《龙门20品》，后来临了大量墓志、造像题记书法，当然兼顾《颜真卿三稿》、《集字圣教序》，还有何绍基的书札等帖学经典，也涉猎章草。近几年又研究练习秦汉魏时期的大字摩崖、刻经、砖文书法。对魏碑是一个不断消化融汇提升的过程。

任何艺术形式都有一个由复杂绚烂到单纯简约的过程。当然，这个“单纯简约”已经不是“直白简单”，已将多年的“复杂绚烂”包容进去。我现在正在做的是力图将魏碑笔画外形收纳到最简约平直的点画里，作为书法的基本造型元素，用摩崖墓志书法的造型意趣去构建字的结构与章法，现在是这么做的，当然还不成熟。刘正成、胡抗美、曾翔老师对我的创作给与了很多指导与鼓励，肯定的多是线画的内敛与结字的韵味。曾翔老师也建议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多研究秦汉，专心一体，要纯粹再纯粹。我想这个纯粹应该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吧，也应该是将来自己风格的体现。

实际上当代人写碑跟清代人写碑的环境不一样，清人因为帖学一度衰微，碑学是借帖学的衰微之机而乘势发展起来的。现在，当带人更倾向于碑帖的结合。

刘咏：就我个人的观点，中国书法的传统中，包括一般大众对书法的认识，都是受帖学影响比较重，比较容易接受，认为那是正脈，但帖学体系严谨而精妙，二王已经达到极致，进去容易，写精难，出帖更难，最好的办法是碑帖双修，所谓碑骨帖筋。我是从写碑入手并以碑体来表现的，当然，先写好碑，必须再最大限度的吸收帖的笔法进行兼容，当然这又是两难。书法到了高点就全是悬崖绝壁了，多少人就此止步。兼容并蓄是难点，这时候体力已不是最重要的，学识、境界、创造力才是后劲。

实际上康有为先生就兼具碑学和帖学的两种气质，他力推魏碑，其书法整个感觉也是碑的意蕴、帖的形貌，那种力透纸背的厚重和气势，仅仅帖学是远远达不到的，当然最后还是看人的胸怀。无论是先碑后帖，还是先帖后碑，倒没定则，当代的书法大家大部分都兼而有之，像王镛、胡抗美、张旭光老师，他们也是碑帖融合。